观察者网：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会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带来哪些影响?

原新：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的问题，基础是我们要尊重人口发展的规律，要从人口理论以及人口发展规律去认识这一现象。

第一，出生率下降跟生育率以及老龄化息息相关。为什么会出现老龄化现象?很简单，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这两个要素下降导致老龄化。生育率下降是每年出生的人数在减少，补充到低年龄组的人口减少。而死亡率下降意味着寿命的延长，年龄结构顶端的人口越积越多，这是老龄化的过程。

对于中国来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平均每个家庭生育6个左右的孩子，从70年代初开始计划生育，到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

湖北宜昌：孕妇妈妈展示户外瑜伽迎接母亲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果平均每个妇女生的孩子数比两个多，就意味着人口正在扩大，再生产在增加。如果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就称之为低生育水平，人口就会减缩。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左右，那么人口会维持在一个总量上基本保持不变。

我国人口从1992年以后就低于更替水平，并且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波动减少，在2015年调整全面二孩政策以后略微有波动上升，曾经到了1.6-1.7，现在大概在1.4-1.5的状况，但大趋势一直是波动性下降的。

每年出生人数的减少，必然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从生育率上来说，未来的出生人口数量并不乐观。原因很简单，我国生育主体也就是育龄妇女人数在减少。15岁到4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在2008年达到了最高3.8亿，现在是3.4亿，到本世纪的中期大概会减少到2.5亿左右。

其中，中国人当妈妈的年龄大致都在20岁到34岁之间居多，把这个年龄段称为生育旺盛期，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在1997年就达到了1.8亿，现在大概1.5亿左右，到这个世纪中期大概只有一个亿左右。

生育率下降是大趋势，这样的趋势受2015年以前出生人数的影响，也就是无法改变的了。育龄人群在减少，生育者在减少，即便是生育率保持不变，出生人数也在减少，更何况出生率和生育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所以我对出生率不乐观。

第二，伴随着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人的寿命也在延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预期寿命在43岁左右，现在我们的预期寿命是77.3岁，未来还会继续增长。所以，我们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不能更改、不可逆转。

今天的60岁以上老人是1961年以前出生的人。那么今年出生的人到2081年也就步入60岁。从老年人口数量来说，2081年以前的老年人口全部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未来60岁老年人口的数量只取决于死亡率。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只能让人寿命越来越长，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现在有人说鼓励生育是为了应对老龄化，生十个八个小孩改变得了2081年的老年人口数量吗?改不了。只会增加60年以后的老年人口数量，唯一的变动是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相对比重会低一点，仅此而已。

中国的老年人口在2020年大概是2.64亿，在本世纪50年代将会再翻倍到5亿左右。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结果，这是根本没法改变的。与此同时，我们预判未来会持续低生育率，现在18%的老龄化率，将来会翻倍达到35%到36%。

这样的结果，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必须坦然地面对。既然改变不了，它会带来哪些影响?我想需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生发展、家庭发展、城乡发展等等这些方面。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经济领域会带来三大风险。

第一个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会逐步减少，资本的供应量以及投资收益也会相对下降。中国长期享受的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国际竞争力可能会受到削弱。有人研究，从现在到本世纪中，我们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压低经济潜在年平均增长率1.6到1.7个百分点。

第二个风险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风险。人口老龄化需要各种保障设施的供给，从盘子里面拿的经费越多，剩下用来消费、投资、发展实体经济的经费就会减少，就会影响储蓄与投资的比例。想象一下，将来我们3到5亿的老年人口，养老金的盘子会有多大?养老金融这种金融资产不断地膨胀，可能会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第三个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养老基金支出、社会养老基金、商业养老基金的给付，伴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扩大也会相应增加，会对整个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

在社会领域会带来三个矛盾。

第一个是家庭代际矛盾。独生子女家庭是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独生子女的主体是90后，当他们的父母逐渐地步入老年，晚年生活和子女负担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年轻人是缴费的一代，老年人是花钱的一代，代际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之后可能会展现出来。

第二个是家庭养老负担加重，而家庭的养老功能在削弱。如果65岁算老人的话，现在4个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供养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3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会减少为2个，到2050年大概只有1.5个。这样的社会抚养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变化。

第三个是社会管理不适应的矛盾。过去，中国是一个年轻人口占主流、成年型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社会管理体系、社会福利体系都是针对这样的人口结构来创建的，包括社会养老制度都是在成年型社会的基础上诞生的。

未来，老年人口将占到1/3，他们会从边缘群体变成社会的主流群体。如此一来，他们对社会的福利保障、服务、公共安全管理等都会产生冲击。

我们现行的社会管理服务体制如何去适应老龄化的变化，这是需要考虑的。

在城乡区域方面，有三个变化。

第一个是老龄化会让农村的养老问题提前爆发。我刚才说了了生育和死亡对老龄化的影响，而中国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农村人口寿命低于城市，它的老龄化程度应该低于城市。

但是，我们有3亿左右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八成以上从农村转移出来，八成以上进入城镇，八成以上是青年和成年人口，这是流动人口的“三八”特点。农村留下了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残疾人，这是很突出的问题。

河北留守老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1990、2000、2010、2015年的人口调查数据都反映了这个事实，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也就是说农村老龄问题会提前爆发，这必然会对三农问题带来影响。在农村的建设方面，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村凋敝化这种现象会越来越突出，这会对未来的农村建设活力产生影响。

第二个，从农业生产方面说，我们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大幅度减少，这与农村的老龄化加速相互交织。那么，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很有可能从过去长期的富裕逐渐转向结构性的短缺。将来的农业生产靠谁?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农业的生产效率，甚至国家的粮食安全。

第三个是农民方面的问题。在城乡二元的体制下，农村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的基础十分薄弱，所以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也比较弱，农村的年轻人外流，老年人留守，农民的养老就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这样的趋势也会对我们的养老保障和医疗卫生发出严峻的挑战。在社会养老保障方面。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缴费人群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扩大，整个社会养老金支出占到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可能会不断挤压实体经济。

同样，养老金的可持续问题也是这些年来讨论的焦点。 我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不断扩大，而企业年金的发展非常缓慢。基本养老金的比例过大，造成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很大。

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国人的长寿水平不断提高，但存在长寿不健康的问题。现在的预期寿命在77岁以上，但健康预期寿命只有68岁，也就是说至少有8到9年的寿命时间是带病。

即便我们人均医疗费用不上涨，老年人口增加一倍，老年人的带病生存期不断延长，再加上我们医疗体系“重医疗轻预防”的现象，老龄化、高龄化会对国家的医疗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

观察者网：您讲到老龄化对社保可持续问题的挑战和影响，现在我国劳动人口每年以300万人的速度减少，这些都是社保医保的参保人，这对社保有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保险的可持续性?

原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30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毫无意义的。相对于9亿的劳动力数量来说，一年减少300万微不足道。

目前，老年人口的增加，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意味着未来对养老金的挑战。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缴纳养老金的人数之间差距会越来越大，结果可能会让养老金或早或晚出现负增长，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受到挑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目前，我们五险一金的缴费占比非常高，我们也在讨论长期护理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将来会不会成为五险一金当中的第六项等等。

现在提出来了两种解决的办法，也是我们正在操作的方法。一个是实现养老金省级层面的统筹，也就是从养老金富裕的地方向养老金亏空的地方转移一些钱，实现省级统筹。

养老金的富不富裕和地区人口的增长有关，这就涉及到3亿多的流动人口流到哪去了这个问题。接纳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养老金相对比较充足，流动人口把养老金全部积累到了工作的地方，那么工作地就要考虑流动人口的养老。

第二个是转移支付。现在东三省是国家转移支付用于养老金补空缺，其在全国占比可能是最大的。还有人提出的方法是，把央企、国企的部分利润或部分钱拿来补养老金，甚至提议拿出来20%，我想这也是将来可以探讨的方向。这些方法都得实际操作才能知道效果，没有一条路能保证永久的可持续性。

观察者网：目前我国调整生育政策、提出延迟退休政策，这些政策是否指向的都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您觉得政策是否会有效果，还应该从哪些方面注意?

原新：延迟退休政策和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这是很不准确的一个说法。

历史上，中国从紧缩型生育政策走向了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走了三步，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和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这促进了“十二五”后半期的出生人数的回升。

2016-2017年中国生了1700万以上的孩子，2018-2019年我们生的孩子数从1500万掉到了1400万，那么2020年，有理由相信比2019年还少。

有人说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了应对老龄化，实际情况是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很有限。我的态度很简单，想单纯依靠调整生育政策来引导未来生育率走向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